縱觀中國過去的經濟改革，它總是以問題為導向。供給側改革應該改變什么，取決于中國經濟運行和發展面臨的關鍵問題是什么。在全球經濟的“新平庸”下，一些經濟體希望在寬松的貨幣政策或財政刺激政策上尋求突破。然而，在仍處于中高速發展和不斷演變的中國，政策制定者選擇了更加重視供給方面，努力巧妙地利用政策的方向和力度來推陳出新，從而在中國創造一個更具競爭力和活力的新經濟。為此，從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到側面結構改革，再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強調了淘汰產能、庫存、杠桿、降低成本、修復短板五大任務。2016年中央財政經濟領導小組第12次會議研究了供給側結構改革計劃，表明這一改革即將進入具體實施階段。供給側改革是一種新的經濟結構，通過結構性改革來推動中國經濟提高質量和效率，建立供需匹配和可持續發展。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它正處于從10%左右的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變的過程中。其背后是結構、權力和制度政策環境的轉變。因此，也可以稱之為“轉型再平衡”，即從高速增長平臺上的供需平衡到中高速平臺上的供需平衡。過去，長期以來支撐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歷史需求高峰。由于國內要素成本和匯率上升，出口的高增長也是不可持續的。雖然需求增長率下降，但供應方相應的重化工業也開始調整，但調整幅度遠小于需求下降，導致產能嚴重過剩，生產者價格指數持續負增長。

　　

　　當中國經濟達到中高增長的平衡點時，將會出現兩個“底部”。一個是“需求底”。房地產投資的增長率從以前的高增長下降到最近的負增長。當房地產投資的增長率由負變正時，這將是一個信號，表明房地產投資的經濟增長率，甚至中國經濟從需求方面已經見底。據估計，這種“需求底部”可能會在明年年中左右出現。另一個是“效益底部”，即工業企業的利潤增長率由負變正，持續增長得以保持。這種“底部利益”的出現直接取決于產出減少的強度和進展。但目前，仍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如果“福利底部”落后于“需求底部”，并且不能長期出現，經濟很可能陷入低福利、高風險的特殊困難時期。

　　

　　要擺脫這一困境，當務之急是高度重視和大力降低產能，解決其他領域的“低效蕭條”問題。這涉及需求方政策的局限性。供求是現代經濟活動的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所謂的“三駕馬車”是對需求方消費、投資和出口活動的通俗描述。有些人認為，談論供應方結構改革就是否認“三駕馬車”。這種觀點將導致誤解，并低估供應方結構改革的重要性。為解決當前轉型時期中國經濟面臨的結構性問題，需求側政策并非不可得，而是不能單純依靠需求側政策，難以集中精力。

　　

　　在這種情況下，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是顯而易見的。供應方改革還有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供給方面的結構性改革并不排除宏觀政策的必要調整，如減稅等供給學派強調的措施，但重點仍在微觀層面，通過實質性改革措施，進一步開放要素市場，開放要素流動渠道，優化資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產率。具體而言，優先事項和關鍵改革領域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要采取果斷有效的措施，減少生產，在一定時期內取得實質性進展。理想的方法是通過市場導向的適者生存擠出過剩產能。可以考慮在國家一級確定總的減產能力，根據目前的產量向各地區分配減產配額，并允許配額交易，這樣優勢企業既不能減產配額，也可以購買劣勢企業的配額。與此同時，為解決“人”和“債務”問題提出了有效的政策。例如，一些國有資本已經轉移到社會保障基金，以解決員工安置問題。允許核銷相關銀行的壞賬。同時，要推進優勢企業主導的市場化并購重組。

　　

　　第二，進一步放寬準入，加快行政壟斷行業改革。為了放寬準入，我們必須“縮小”和“擴大”。引進新投資者，鼓勵和加強油氣、電力、電信、鐵路、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行政壟斷問題突出的領域的競爭。從表面上看，在一些領域已經有了大量的投資。如果放寬準入，仍然有很大的空間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夠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資。

　　

　　第三，加快城鄉之間土地、資本和人員的流動和優化配置。中國仍有巨大的城市化潛力，但重點不在現有的大城市，而在它們之間。為了將以前孤立的海島城市轉變為網絡城市，進一步擴大城市帶和城市圈，促進大城市間大量小城鎮的發展，促進連通性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促進人口生活和產業布局的再分配，將會帶來可觀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機會。如果農民想去城市，城市里的人和基金也愿意去小城鎮和村莊。他們必須下定決心，打破城鄉之間對土地、人口和資金流動、貿易和優化配置的許多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限制。只有在所有權確認的基礎上，允許農民擁有的資產流動和交易，才能充分體現其價值，真正保障其利益。

　　

　　第四，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和精細化生產。雖然服務業的比重超過制造業，但制造業仍然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服務業中發展潛力最大的生產性服務業直接服務于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我們必須牢固樹立制造業立國的理念和政策取向，推動制造業從粗放經營向精細生產轉變，倡導“工匠精神”，做好本職工作，提高附加值比重，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升級。借鑒日本等國家的成功經驗，加速折舊政策得到全面實施，相當于企業減稅，具有促進設備更新和擴大投資需求的多重效果。

　　

　　第五，在尊重創新規律的基礎上營造創新環境。與模仿主導的發展相比，創新面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我們必須通過大量的市場試錯來提高創新成功的概率，努力創造有利于創新的環境，包括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穩定企業家和研究人員的期望，消除泡沫經濟的干擾，促進創新因素的流動，培養人力資本，改革金融支持體系等。我們應該把培育創新環境與地方競爭結合起來，促進幾個有吸引力和影響力的創新中心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