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方針，開始對陜甘寧邊區實行殘酷的經濟封鎖，邊區在財政經濟和物資供給上遇到了極大困難。

同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在延安召開。高克林、高長久等12人向大會提出了工作人員參加生產運動的議案。會議審議并通過了這個議案。毛澤東在會上發出發展生產、改良人民生活的號召。在會議召開期間，毛澤東出席了1月25日舉辦的陜甘寧邊區農產品展覽會開幕式，并發表講話指出：這場展覽會的意義很大。前方努力打仗，后方努力生產，一定能打垮日本帝國主義。在邊區，不僅老百姓要如此做，其他如學校、黨政機關、軍隊都要參加生產運動。

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楊家嶺召開生產動員大會。中共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中共中央生產運動委員會副主任李富春作《加緊生產，堅持抗戰》的動員報告。毛澤東發表講話指出：今天開生產動員大會，意義是很大的。要繼續抗戰，就需要動員全中國的人力物力。要發動人力，就要實行民權主義；要動員物力，就要實行民生主義。今天的生產動員大會，也就是實行民生主義的大會。陜甘寧邊區有200萬居民，還有4萬脫離生產的工作人員，要解決這204萬人的穿衣吃飯問題，就要進行生產運動。

關于這次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在1942年12月所寫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里這樣寫道：“一九三九年國民黨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國共間的關系不如從前了。邊區的機關學校也增多，雖有外來的一點經費補助，已經分配不過來，我們處在財政供給問題的嚴重威脅下。由于這個原因，迫使我們不得不想到全體動員從事經濟自給的運動。那時，我們在干部動員大會上曾經這樣提出問題：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還是自己動手吧——這就是我們的回答。”

1939年2月4日，陜甘寧邊區黨委和陜甘寧邊區政府發出關于開展大生產運動的通知。2月22日，陜甘寧邊區總生產委員會成立，由邊區黨委書記高崗，邊區政府副主席高自立、邊區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員王世泰，邊區保安處處長周興、邊區抗敵后援會主任毛齊華5人組成。

同月，陜甘寧邊區黨委宣傳部發出《關于生產運動的宣傳要點》。宣傳要點共分為四個部分：一、生產運動的偉大意義；二、生產運動中的困難是可以克服的，我們一定能得到勝利；三、生產運動的具體任務；四、怎樣保證以上任務的完成。宣傳要點指出：“在每個組織系統內，進行深入的政治動員，使每個干部、每個黨員、每個群眾，都了解生產的重要意義，了解這是一種戰斗的任務，應該以戰斗的精神來完成，做到沒有一個有勞動力的人站在生產戰線以外。”宣傳要點還指出：“共產黨員及干部應起積極的模范作用，以身作則的來努力參加生產，來推動人民及下級工作人員，提高他們的生產熱忱，并要在生產中發動競賽，實行獎勵。”

4月1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公布《陜甘寧邊區人民生產獎勵條例》《督導民眾生產勉勵條例》。4月7日，邊區政府公布《生產運動獎勵條例》，規定，凡參加生產運動的機關、團體、部隊、學校、單位和個人，成績優異者，均可受到獎勵。

響應黨中央的號召，中央機關和陜甘寧邊區軍民在自己動手，生產自給方針的指導下，開展了以農業為主的生產運動。黨中央和邊區的領導干部堅持以身作則，與群眾同甘苦、共患難，參加生產勞動。領導同志的模范行動，極大地鼓舞了軍民的生產積極性。據《新中華報》1939年9月5日報道，邊區軍民共開墾荒地100余萬畝，植樹139萬株，興修水田5493畝，養羊102萬只、牛13萬頭。

1940年2月18日，延安召開各機關學校生產總結大會。李富春在會上作《生產運動的總結與新的任務》的報告。大會宣讀了各機關學校生產運動中涌現出來的勞動英雄名單。毛澤東、王明、張聞天、王稼祥、陳云、李富春等中央領導當選為特等勞動英雄。